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分析--以徐克“黄飞鸿”系列为例

研究指出,在过往以晚清和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电影中,西方与东方往往被设置成邪恶／善良、殖民／被殖民、压迫／反抗这样极端对立的二元模式,西方是中国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但是在“黄飞鸿”系列中,徐克摒弃了既有了民族主义思路,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国民性批判”上面,随之而来,黄飞鸿对手的类型以及对手身上所蕴涵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黄国雄教授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回顾

黄国雄教授是中国现代商品流通理论的奠基人.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观察,对黄国雄教授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黄国雄教授的商品流通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内容方面,聚焦于商品流通理论的研究;在方法方面,多使用经验主义范式;在主要贡献方面,奠定了现代商学理论的根基,具体包括提出了“商业创造价值论”“流通产业基础论”和“商道即人道论”等三大理论,以及建立了现代商学的学科体系.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黄丕烈藏书题跋辑本校误举例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于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有很大价值,清潘祖荫、缪荃孙等人都曾搜集黄丕烈的藏书题跋,编纂成书。通过对部分黄氏手书题跋与诸家辑本的校勘,可发现后人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倒、衍等问题,其中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在诸家辑本基础上对黄氏藏书题跋的重新纂集校录,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内在一元倾向”解析——从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谈起

刘述先先生为了便于解释心性之学的衰落,在解释黄宗羲心学思想时,使用了＂内在一元倾向＂的概念,在其中详尽展示了心性之学向自然世界划转的内在逻辑。但＂内在一元倾向＂概念有着诸多的矛盾和武断之处,对其概念的溯源和解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心性之学。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尚书》学研究

黄式三的《尚书启幪》总结了前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以简易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学者。黄以周的《尚书讲义》接受前代学者的辩伪成果,并作了重要的发展。他们治《尚书》,讲求小学以通训诂,讲求礼学以通滞难,推求经例以贯穿全经,重视会通以证经说,讲求大恉以提纲挈领。他们的《尚书》学研究觅得正解,简易便学,明辨正误,触类旁通,是上乘之作。     

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